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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业农村发展的两个“黄金期”

来源:http://www.zhibao17.com 更新时间:2013-02-20 阅览2057次


第一个“黄金期”
  当舆论都在热切讨论连续十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时,事实上,这个话题可以说得更加准确一些:到目前为止,我们一共有十五个关乎农业、农村、农民的中央一号文件。因为从1982年第一个中央一号文件开始,到1986年,也曾有五个中央一号文件聚焦农村工作。
  1982年1月,中共中央发出的《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》,这是第一个关于“三农”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。
  1983年1月,第二个中央一号文件《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》从理论上说明,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“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,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”。
  1984年1月1日,中共中央发出《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》,即第三个中央一号文件。
  1985年1月,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发出第四个中央一号文件——《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》,取消了30年来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制度,对粮棉等少数重要产品采取国家计划合同收购的新政策。
  到1986年1月1日,中共中央、国务院下发的《关于一九八六年农村工作的部署》,则肯定了农村改革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,必须继续贯彻执行。
  历数这五个中央一号文件,李成贵说,这5年,正是改革开放初期农业农村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。
  他认为,这一时期,最重要的是做到了三个“赋权”,即赋予农民土地使用权、进入市场的权利和自由流动的权利。
  “以前生产队大锅饭的时候,农民被捆得太死,管得太严,没有积极性。中国农村改革,以致中国的改革,都是从土地承包开始的。而农民进入市场,改变了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配置缺乏效率的局面,农村重新开始有了做生意的,有了活力。至于农民的流动,无论是离土不离乡,搞乡镇企业,还是进城务工,都改变了中国经济结构,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强大的经济发展动力,也就是我们常说的‘劳动红利’。”李成贵说,这五个中央一号文件,解放了农民多年压抑的生产积极性,确立了农民在经济活动中的主体地位,完善了生产关系,促进了生产力,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。

  第二个“黄金期”
  “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,决策认识上对‘三农’重视程度有所减弱,投入开始相对下降,农田基本建设欠账开始,农业科技推广体系逐渐出现‘网破、线断、人散’,合作医疗解体,农民负担加重。”李成贵说,进入21世纪,正是反思总结过往“三农”政策的经验教训,中央开始重农、强农、惠农、富农。
  无可否认,从2004年开始,连续十年中央一号文件聚焦“三农”的直接效果,是粮食产量的“九连增”,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迈上新台阶;是农民增收实现“九连快”,农村贫困人口生存和温饱问题基本解决;是农村民生加速改善,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,农村社会事业有了巨大进步,“上学不缴费,看病不算贵,养老靠社会”。中国农业农村发展迎来了一个新的“黄金期”。
  “善政养民”。李成贵认为,党的十六大以来,我国“三农”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,最为重要的原因,就是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,形成了新时代的重农思想、理论体系和政策实践,明确了“三农”在全党工作的“重中之重”地位,提出了“两个趋向”的重要判断(即“在工业化初始阶段,农业支持工业、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;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,工业反哺农业、城市支持农村,实现工业与农业、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,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。”),确立了统筹城乡和“多予少取放活”政策取向,连续颁发了10个“一号文件”,促进了公共财政向“三农”倾斜,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,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,初步形成了强农惠农富农的政策体系。

 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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